默哀！

裴光辉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出“以民主自由统一中国”的祈望。遂有读者以为我是“统派”。耨！这些朋友忽略了偶“民主自由”这个前置条件。在偶看来，统一不是终极价值，唯有人民的福祉才是终极价值。而实现人民福祉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只有在自由民主旗帜下的统一才是偶要极力呼吁的。

  统一于民主，还是统一于专制，虽形式上同样是“统一”，而实有天渊之别。试想：秦始皇不也曾“统一中国”了吗？但彼时的人民幸福吗？偶们是否还要统一于始皇帝那样的体制下？专制集权体制下的统一不是人心所向，最终只能“合久必分”，导致国家分裂。而只有在民主宪政下的统一，才能保证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民主这一永久牌的粘合剂才能粘合两岸民心，才是民族分裂的强大免疫剂。中华的五千年文明史证明，集权专制统治历来是导致国家分裂的病因。要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怪圈，则非实行民主政治不可。

  故曰：统一非终极价值，人民福祉才是终极价值。而民主宪政下的统一则是民富国强的保证。

裴光辉

  今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国民党候选人马萧的胜利是民主自由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

  又一轮完美的政党轮替，昭示了中华民族有实现民主政治的基因，宣告了所谓“西方民主制不合中国国情”的谎言的彻底破产。

  □□□□□□□□(此处删去779字）

  今天是全体中国人的盛大节日，记住这一天。

2008年3月22日 夜

裴光辉

  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歌星周杰伦演唱的一首《青花瓷》，成为晚会亮点，好评如潮，并获得“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歌舞类二等奖。这是一首以中国青花瓷为创作元素的歌曲，以瓷器作为“中国元素”来创作歌曲，思路新颖，开拓了“中国风”歌曲创作的新路。歌词和演唱都十分维美，舞台大屏幕背景的古代青花瓷美图更增加了节目的视觉冲击力，可称是视听皆佳的一个节目。难怪其一播出很快就在国内广为流行传唱起来。

  然而歌曲的热度还在强劲上升之际，京城的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发话了：《青花瓷》歌词出现谬误，并且“这些错误很低级，一般水平的人都能看出来”。娱乐新闻界的过敏神经马上被调动起来了，于是报章马上端出这样“夺人眼球”的标题：《周杰伦<青花瓷>被找茬，收藏家称词者不懂瓷器》（《新闻晨报》）、《藏家马未都称周杰伦<青花瓷>歌词错得离谱》（《成都商报》）、《马未都：周杰伦<青花瓷>的歌词错得离谱》（《新闻午报》）《周杰伦<青花瓷>有硬伤，专家称作者不太懂瓷器》（《现代快报》）《周杰伦<青花瓷>歌词大穿帮》（《长江商报》）《<青花瓷>是赝品》（《青岛早报》）……

  那么词作者方文山先生到底犯了哪些“很低级”的错误呢？马先生挑出了两处：

  “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此，马未都的解释是，青花自诞生之时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七百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显然，写词者并不太懂瓷器。另一处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北京晨报》：《著名鉴定家：周杰伦《青花瓷》犯了低级错误》）

  原来马先生是要求词作者像写学术论文那样来写歌词，不能使用虚构、想象、夸张等等文学手段，否则就难免犯“低级错误”。这不由使我想起宋代文豪苏东坡闹的一个笑话：说的是宋代诗人王祈创作了两句“竹诗”，他很得意地在苏东坡面前吟诵起来，诗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东坡心里颇不服，挑刺道“好确实是极好，但这样算起来，十条竹竿才有一片竹叶啊。”事后还对人说“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事见《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五《宋朝杂记》下）其实该笑的不是王祈而是苏东坡，作为大文豪的他，不应该连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都不懂，而用加减乘除这样的算术工具来给诗作挑刺，文学运用的是形象思维，算术运用的是逻辑思维，岂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笑话，明代的杨升庵也闹过，他曾给杜牧的名诗《江南春》挑刺说：“千里莺啼绿映红”原来应是“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杨慎《升庵诗话》八)

  对于这种迂腐的见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曾经举例“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曰“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马先生的不通之处恰恰正是犯了这种“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的错误。故其“棒喝”一出，马上被歌唱家的fans指责为“吹毛求疵”。

  然而，更令我讶异的是：经我反复琢磨，《青花瓷》歌词中被马先生挑出来的两处“毛病”，即使从“考证事理”的迂腐的“学术角度”来苛求，结果竟然是无“毛”可吹，无“疵”可求。也就是说，《青花瓷》歌词关于青花款识的描写完全符合古代青花瓷的实际，并不存在马先生指出的“低级错误”和“谬误”。现不妨就马先生挑出的两处“硬伤”分析如下：

  一、按马先生的说法，最严重的谬误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一句。外？因为青花瓷“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其实，在明末清初（学术上称“转变期”）的青花瓷上，隶书款识大量存在，隶书款乃转变期青花瓷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大多是出现在器身和器口，但在器底者也绝非不见，只是相对较少而已。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花婴戏夺标图钵式炉，底部即有“大明嘉靖年制”青花隶书款；泉州的晋江博物馆也有一件明末青花麒麟纹象耳簋，底部有青花隶书“鹤台珍玩”款。2006年秋季杭州艺术品拍卖会更出现一件清代乾隆青花八宝缠枝大瓶（拍品号1317 ）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隶书款。说明青花瓶底部书隶书款的做法不但转变期存在，还延续到了清中期。一般青花琢器（包括炉、瓶、花觚等）底部的隶书款的以堂号款为多（见图4），也有少数赞颂款（见图5）及年号款。

  二、马先生挑出的另一出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外？因为“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马先生对什么是宋体字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或者说还不够正确、全面和深入。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上面的蓝料款、红料款乃是宋体字的其中一种，即所谓的“宋椠体”。（按“宋椠体”一词不是出版业的正规术语，它是传统古玩界对一种明代宋体字的俗称，最早见于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其实宋体字的面貌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有两种：形成于宋代的“仿宋体”（日本称“宋体”）和形成于明代的“宋体”（日本称“明体”，也就是古玩界所谓的“宋椠体”）。两种宋体都是从毛笔的楷书演变而来，是楷书运用于刻版而形成的印刷字体。但仿宋体由于形成较早，故保留了较多毛笔字特征；宋体由于形成时间较晚，刀刻特征更多。两种宋体其实也不难辨认：即“仿宋体”的横画和竖画粗细相当，没有悬殊的差别，风格接近于手书（见图1、2）；“宋体”则横细竖粗，横竖差别悬殊，风格接近于刀刻（见图3）。长期以来，古玩界许多人有一个误区，即将主要出现在珐琅彩瓷上的所谓的“宋椠体”（即明代形成的那种横细竖粗的宋体字）当作宋体字的唯一风格，却将在瓷器上大量出现的风格接近于手书的仿宋体称为“楷书”。其实考察青花瓷自有款识以来的实际情况则不难发现：自明代永乐宣德以讫清末，青花瓷器上的宋体（绝大多数是具手书风格的“仿宋体”）落款比比皆是。不但有宋体年号款，还有宋体堂号款、吉语款、赞颂款等等。（见图6、7、8）然而因为古玩界许多人一方面误以为“宋椠体”是唯一的宋体字，另一方面又将大量“仿宋体”等混同于楷书，有这样的误区，则他们对在青花瓷上大量出现的宋体字竟然视而不见就不足为怪了。还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在青花瓷器上，不但有“仿宋体”的落款，还有“宋椠体”的落款（见图9、10），后者并非“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只是在青花瓷上为数数量不如仿宋体多而已。故马先生所说的“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并不符合事实。

  顺便更正一下马先生的另一个错误，即关于舞台背景出现所谓“赝品”的问题。马先生说：“在周杰伦前面唱歌时，后边背景中出现了几件瓷器，其中一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赝品’。”行内人都知道，所谓“赝品”的认定是有时间相对性的。比如康熙仿明代宣德的瓷器，在康熙时代的人看来，可以称之为“赝品”，但如这件瓷器传到了光绪，在光绪时代的人看来已经是“古董”了。同理，如果一件晚清仿前朝的瓷器传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已经是一件很够格的古董了，如何还称之为“赝品”？莫非马先生把自己当成了“晚清人”了？故舞台背景出现所谓“赝品”的指责并不成立。

图1 宋版书上的宋体字（仿宋字）1

图2 宋版书上的宋体字（仿宋字）2

图3 明版书上的宋体字（“宋槧体”）

图4 隶书“拙存斋”青花款（康熙）

图5 隶书“玉堂佳器”青花款（明末）

图6 仿宋体“大明宣德年制”青花官窑款

图7 仿宋体“绿阴堂制”青花款（康熙）

图8 仿宋体“乾隆丙午象贤堂制”青花款（乾隆）款

图9 宋槧体“大明成化年制”青花款（明末寄托款）

图10 宋槧体“荆山片玉”青花款（康熙）

附《新闻晨报》相关报道：

《周杰伦<青花瓷>被找茬，收藏家称词者不懂瓷器》

  晨报讯（首席记者杨玉峰）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晚会上，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无疑是晚会的一个亮点。但是这首歌曲的歌词中却存在着错误——著名收藏家、鉴定家马未都昨天说，该歌词中有两处错误，其中一处错误堪称“谬误”，懂些鉴赏知识的人都会看得出。 
 
  被马未都称呼为“中国移动公关部长”的周杰伦所唱的《青花瓷》曲调委婉，曲风仍然是一贯的周氏风格。对于这首歌曲，马未都认为最好的一句是开头，即“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但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此，马未都的解释是，青花自诞生之时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七百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显然，写词者并不太懂瓷器。另一处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

  马未都还告诉记者，在周杰伦前面唱歌时，后边背景中出现了几件瓷器，其中一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赝品”。这几处错误，马未都认为不应该出现，应该写得更严谨、更专业些。这些错误很低级，一般水平的人都能看出来。

  但是，对于马未都所指出的错误，也有人认为这“纯属正常”，因为歌词属于艺术创作，创作就不可能要求与生活中的真实作品完全一致。

心田似海，纳百川方见容人；

世事如棋，让一着不为亏我。

局部一

局部二

春水满池塘，矶下游鱼可数;

梅花浮月影，林间放鹤欣然。

局部一

局部二

裴光辉

  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的应尽义务。这是国人从小就被告知的、在小学生的教科书里就明白写着的、考试必考的、似乎无须论证的“共识”，似乎从来也不见小学生问过老师“为什么必须遵纪守法”。万一有哪个“公民”“不识时务”地问起“为什么必须遵纪守法”？肯定会被许多“好公民”斥为“法盲”。我曾“明知故问”过一个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朋友，他的回答与许多非法律专业出身的多数人如出一辙：“哪还用问吗？因为法律是神圣的你难道不知道吗？”

  “为什么法律是神圣的？”

  “因为它是国家颁布的啊!”

  “国家是神圣的吗？是不是因为国家是神圣的，所以它出台的法律也就神圣了？”

  “这我说不好。但国家法律毕竟是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所以它是神圣的。”

  “所有国家的法律都是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吗？”

  “至少我国是吧？”

  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将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传统说法”改成了“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的新说法。不过我对“法律神圣论”的质疑已然久矣。

  应该纠正一下上面这个法律系大学生对人民、国家、法律和“神圣”之间的关系的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在上述四个词语中，只有人民一词可与“神圣”搭配。而国家、法律二词与神圣都不能直接搭配。在我看来，直接搭配乃是“用词不当”、“搭配错误”，要扣分的。必欲搭配，则先要在它们之前分别加上“民主的”“体现民意的”这样的前缀才可以。

  世界上的“国家”有形形色色，名称不一，但其管理制度不外专制和民主两大类。而只有民主国家才能确实承担起表达和践履人民意志的责任，其颁布的法律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大多数民众的意志，这样的国家出台的法律方可谓“神圣”。至于一党专权的专制国家，其立法的基础乃是一党之私，体现的是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样的法律有何神圣可言？

  当然利益集团为了更安稳地“坐天下”，更长久地攫取社会财富和占有政治资源，出台一些兼顾“小民”生存底线、有利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法律法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其立法的出发点与民主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况且一旦兼顾民众利益的法律法规与利益集团的利益产生冲突，专制国家的做法必定是先保证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使兼顾民众利益的法律法规落空、难产或无限期延迟。例如体现民众知情权的官员财产申报法规（即所谓“阳光法案”）、体现民众表达权、出版、言论自由权的《出版法》等在某些亚洲专制国家就迟迟不肯出台。更有甚者，一些为维护专制特权、维护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垄断地位而限制民众自由、限制民众民主权利乃至财产权利的恶法却能轻易出台、畅通无阻。例如某些亚洲专制国家出台的“户籍法”“暂住证条例”“收容遣送条例”（限制公民自由迁徙权）、“劳动教养条例”（不经法院审判就可以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并从而剥夺公民行政复议权和上诉权）、“游行示威法”（变相限制公民游行集会示威权利）、“新闻出版条例”（变相限制公民知情权、表达权）、“计划生育法”、“准生证条例”（限制公民已经拥有数千年的自由生育权、繁衍后代权）、“文物保护法”（限制公民合法自由收藏、买卖文物权利，且以《物权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条款相矛盾）等等。这些恶法在现实施行中给公民带来的苦难已经不胜枚举。不知它们中的哪一项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意志”？称其“神圣”的根据是什么？吾人实在不解。诸如此类的法律法规甚至与某专制国家自己颁布的《宪法》相背离，但是专制国家却从来不对这些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启动宪法审查。

  当一种法律体系体现的不是大多数公民的意志时，当它只能成为专制统治者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工具时，当它带给广大民众的不是福祉而是痛苦和灾难时，我们还能说它是“神圣”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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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草对联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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